今天，我国民族工业的各个领域，都面临着如何与世界相关行业相抗衡、竞高下的严峻课题。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深知：当今之世，没有金融资本的支持，高科技产业便很难在市场中拼出一
条活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更是需要巨额的资金。但资金到哪里去找？怎样才能打破科研旧体制，进一步深化院所改革？
“有研人”选择了属下最有雄厚科技实力的半导体产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其股票正式上市发行。
这一极富战略眼光的举措，获得了国务院各有关机构的支持。“有研硅股”是国家大型科研院所独家发起的第一股。“有研人”成功地实现了科技与金融的“对接”。而这正是“有研人”历经多年改革，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1985年，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成为科技体制改革的首批试点单位，国家划拨的事业费，逐年递减。久吃“皇粮”的“有研人”，如今必须去市场上挣科研经费挣工资挣奖金。
一时间，“有研人”乱了阵脚。为求生存，有研总院一度采取了“分散突围”的方略，在试行“课题小型化、行为短期化、力量分散化”与“人自为战”、“组自为战”的过程中，近3000名“有研人”，率先尝受了在市场经济中角逐的苦涩。
“如果用我们的硅单晶炉烤面包，无疑能烤出市场上最好的面包，但我们能那样做吗？即使我们变为企业，也不能将自己等同于乡镇企业，也必然与其他的一般企业不同。如果用国家几十年辛辛苦苦搞起来的高科技设备去干一些低技术的事，去为自己挣几个小钱，那就是莫大的犯罪。”时任有研总院院长、现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的王淀佐教授对“有研人”说道。
王淀佐教授的话，代表了全体“有研人”的心声：“钱”不是唯一，推进祖国的高科技事业，依然是科研机构的第一目标。
从80年代起，有研总院承担大规模集成电路、探测器和高可靠器件用硅材料等国家攻关任务，使直拉硅单晶质量达到国外同类产品水平。
有研总院科技人员80年代研制出的生产氯化稀土和氧化稀土的三代硫酸强化焙烧工艺，被亚洲最大的稀土冶炼厂甘肃稀土公司等国内稀土厂广泛采用，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1990年，总收入突破了0．71亿元。习惯于只提交科研报告的科学家们，学会了考虑研究项目的市场效益。
90年代初，国际上有一项特别被人称羡的尖端技术，只有某大国掌握。国家主管部门询问有研总院，我们国家能不能搞出来。科学家说，完全可以。几天之后，科学家们拿出了方案，方方面面的花费，不足百万元。项目成功之后，有人问：“90万元中，有没有你们的报酬？”回答是：“没有。”又有人说：“你们为什么不多要一些呢？这样的尖端技术，要千把万元国家都给。”科学家们回答：“我们从来不与国家讲价钱。”
“不与国家和人民讲价钱”，这是中国科学家们几代人的高风亮节。被市场经济大潮已然洗礼得很是“精明”的“有研人”，依然保持和发扬着这种人格本色。王淀佐院长给“有研人”定下了一条律令：“在市场上挣，挣多少都欢迎，都鼓励。但国家的科研项目，国家给多少算多少，不与国家讨价还价。不够的经费，院里补，条件不足，创造条件补。”
“有研人”直面市场经济，证实了自身的生存能力。“有研人”却并不满足于自身的衣食无虞。1991年，院长王淀佐，这位在工程科技和矿冶科技等领域成就卓著，并且一向以稳重沉着著称的科学家，正式提出有研总院本世纪末的预期目标，是实现8—10亿元的总收入。
8—10亿的目标，对于1990年总收入为0．71亿元的有研总院来说，几乎是个天文数字，它意味着有研总院的收入还要再翻上几番。
1993年，外经贸部正式授予有研总院自营进出口权。5年间，有研总院进出口总额，从年均20万美元，增长至1997年的1300多万美元。1997年，有研总院的总收入达到4．48亿元。从0．71亿到4．48亿，收入以每年超过30％的速度递增。8—10个亿的世纪目标，已趋真切。
1995年，毕业于英国巴斯大学的我国知名的半导体专家屠海令博士，担任了院长职务。新一届的领导班子中，中青年的科研骨干与经营管理人才，占了相当的比重。
1996年，国务院作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有研总院被国家科委列为全国31家改革试点的重点骨干科研院所。
有研总院的领导快刀斩乱麻，撤掉了研究内容重复、力量薄弱的小课题组和没有应用前景的所、室，将全院研究力量划分为大的模块，经费向技术含量高的项目倾斜，形成了以半导体材料、稀贵金属、稀土材料、合金加工、能源材料为主的5个高技术产业系统，“拳头”集中在几个较大的国家项目和有应用前景的重大攻关项目上。
有研总院半导体材料中心紧盯国际前沿技术，在该院已有技术的基础上，于1997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根直径12英寸硅单晶，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此项技术的国家。这项划时代的成果，获得了江泽民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1998年7月，有研总院与兄弟院所合作，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根由铋系高温超导材料制成的输电电缆，首次通电获得成功，使我国成为在世界高温超导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少数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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